（一）

汉魏之际，由于军阀混战，中原地区遭到极大的破坏。地主政权为保证劳动人手和补充兵源，强迫边缘地区少数民族人居内地，某些少数民族亦因其它原因向内地迁徒。到西晋时，中原地区，特别是并、雍、秦、凉一带，民族居住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关中地区，历来是汉族文化的中心，这个时候已是「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夷狄居半」〔1〕了。入居内地的主要有匈奴、羯、氏、羌、鲜卑和乌丸等族。

一般来说，内迁各族和汉族人民相处得比较好。《晋书·阮种传》记载：「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鲜有杰悍侵渔之患」。他们和汉族人民交错杂居在一起，对北方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内迁各族人民的命运却极悲惨，许多人沦为依附农民或身份地位类似于依附农民的世兵。魏晋地主阶级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理论的指导下，极端歧视他们，挑唆民族矛盾和各民族内部矛盾，以利于分而治之；汉族官吏往往以无辜征讨和杀戮作为自己升官发财的捷径，甚至调动军队，大规模掠卖他们为奴婢。这种残暴的统治，使内迁各族人民对西晋王朝「怨恨之气毒于骨髓」〔2〕，就是少数民族地主阶级也叫喊「晋为无道，奴隶御我」〔3〕。由此，并、雍、秦、凉一带成为西晋末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最激烈的地区，先后暴发了秃发树机能、郝散、郝元度、汲桑等人领导的起义和起兵。这些起兵和起义虽被血腥镇压下去，却成了西晋末年流民大起义的前奏。随着以「八王之乱」为导火线的流民起义的爆发，匈奴贵族刘渊在公元804年乘机而起，二个月间，众达五万。不久，鲜卑陆逐延、氏酋单徽、羯族石勒、汉族野心家王弥相继率众投奔刘渊。西晋王朝的统治，终于被匈奴贵族刘氏为首的各少数民族联合武装力量打垮。十六国的局面揭开了。

少数民族人民反抗西晋的统治，是为了解除汉族地主政权对他们的奴役和剥削，完全是正当的、正义的、进步的；少数民族地主阶级反晋，虽然在反对民族压迫这一点上是正义的，但却抱着与人民截然不同的目的。匈奴贵族刘宣等就说「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刘渊正是在「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4〕的宗旨下，树起反晋旗帜的。显而易见，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恢复旧日的权势，建立自身的统治政权。又如石勒，世代为部落小帅，贫穷后，为人庸耕，数次被掠卖为奴，但对旧日的地位念念不忘，经常编造一些神话来愚弄周围的群众。编造神话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说明他是生来的帝王，是要做开国君主的。

【资料图】

内迁的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一般都落后于汉族，基本上保持着原先的部落组织。因此，在反晋斗争中，少数民族地主阶级牢牢地掌握着领导权。这样，内迁各族人民的反晋斗争，便成为他们建立自身统治政权的工具。地主阶级利用民族矛盾，把少数民族人民对西晋王朝的仇恨，引到对汉族人民的仇恨上去，对汉族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屠杀。其中最凶暴的是后赵地主阶级，攻城掠地，凡遇抵抗，便斩尽杀绝。史称石虎「前后所杀甚众。至于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5〕与屠杀并行的是大规模地掠夺劳动人手，把他们迁徙到自己控制比较牢固的地区，保证对被迁徙者的奴役和剥削。十六国时期，这种人口掠夺比比皆是，史不绝书。

汉族人民和地主阶级在少数民族地主政权残酷的掠夺和屠杀下，都蒙受损害，具备了暂时联合的基础。一些野心家则利用汉族人民对少数民族地主阶级的仇恨，煽动民族仇杀，妄图传此建立自己的小朝廷。像冉闵，篡夺了后赵的统治权后，竟悬赏号召杀害羯族人，一时被杀者达二十余万，其至鼻子高一点，胡须多一点的人都惨遭杀害。地主阶级这种罪恶行径，使汉族和内迁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极点。

西晋王朝灭亡以前，各少数民族地主阶级都受到西晋王朝的压抑，除居住在辽东的鲜卑慕容部打着晋的施号扩张势力外，大都暂时汇集在匈奴贵族刘氏周围。西晋灭亡后，都想建立自己的政权，彼此间展开了长期的争夺。对方势力的存在，必将影响自己的扩张。因此，在混战中都极力削弱对方，同样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屠杀。内迁各族之间的矛盾也空前激化起来。

（二）

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汉族人民和地主阶级暂时联合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十六国初期，汉族的反抗势力主要有三种，1，西晋残余势力刘琨、王浚、张轨等，2。各地地主及世家大族的坞堡；3。以「乞活军」为首的各地流民武装。他们在人民的支持下得到壮大。

刘琨的势力主要在晋阳地区。这里历经灾荒和战乱，「府寺焚毁，僵尸蔽地······荆棘成林，豺狼满道」。刘琨率领千人进人晋阳以后，各地流民纷纷而来，他们「负以耕，属鞋而」，终于使晋阳地区「鸡犬之音，复相接矣」。〔6〕刘琨的势力壮大起来了。王浚在幽州，「诸避乱游士多归于浚，浚日以强盛」。〔7〕张轨在凉州，「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续」〔8〕成为雄据一方的势力。

中原地区地主和世家大族在汉末战乱时，就已结寨自保。由于他们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在少数民族兵力较小的情况下尚可自保，因而许多汉族人民投身坞堡，请求保护。十六国时期，坞垒堡壁星罗棋布，拥有大量人口和相当的武装力量。大者拥众数万，一般是数百到数千之间，小者百数十户，叫做「村坞主帅」。

流民武装在当时也为数不少，最著名的是「乞活军」。它是由一支生活无着的并州流民组成的，由于结队前往冀州就食，所以得到了「乞活」的名称。他们原来是万人左右，在和少数民族地主政权的战斗中，在人民的支持下日益壮大。乞活田野部曾发展到五万人左右，陈川部在广宗发展到五千余户，上白地区的乞活军则发展在数万户。

上述汉族的反抗力量，实质上是地主阶级和人民这两类。人民反抗是为了解除少数民族地主阶级的掠夺和屠杀，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获得安定的生产环境。地主阶级的反抗，是为了维持旧日的利益，某些人更想借机扩张势力，霸居一方。正因为如此，民族的利益，在地主阶级看来是无所谓的。地主阶级既然着眼于维持既得利益，对人民的剥削和奴役必然一如故往。《晋书·王沉附子浚传》记述王浚统治下的幽州，一向「为政苛暴，将吏又贪残，并广占山泽，引水灌田，渍陷家墓，调发殷烦，下不堪命」。当人民在水、早、虫灾的侵害下颗粒不收时，他「积粟百万，不能赡恤」，依然「为政苛酷，赋役殷烦」，〔9〕致使「百姓内叛」〔10〕的事情层出不穷。《晋书·刘传》记载刘的情况比王稍好一点，进入晋阳初期，曾「暂自矫励」，做了些收葬枯骸、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事情，「抚循劳徕，甚得物情」但脚跟一站住，他「素奢豪、嗜声色」的本性立刻暴露，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必然加重对人民的剥削，结果「一日之中，虽归者数千，去者亦以相继」。

各地坞堡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农民投奔坞堡后，就得耕种或租种坞堡主的土地，缴纳各种形式的地租，遵从坞堡主的号令，荷戈执枪，保障坞堡主的利益，有的甚至要拦路抢劫，为坞堡主增殖不义之财。如《晋书·郭默传》中提到，郭默“率进众自为坞主，以渔舟抄东归行旅，积年遂致巨富”。坞堡主对依附农民的剥削是十分沉重的。向冰的依附农民仅数千，但他积聚的粮食竟能使“军中大饥，士众相食”的石勒全军感到“丰振”。〔11〕

西晋王朝灭亡后，保护汉族地主利益的中央政府已不存在，战争旷日持久，少数民族地主阶级的队伍时来忽往，人民无法进行安定的生产，坞堡主又得维持一支武装力量，必然要加重剥削。因此，坞堡内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随之激化。为巩固对依附农民的统治，坞堡主迫切希望能有一个强有力的军事集团来确保其利益。在西晋残余势力足以保障他们时，他们便会带领其依附农民，举族而迁，投靠西晋残余势力。如渤海大族高赡，因王资在「幽断，据燕代之资，兵强国富，可以托也······乃与权父隐率数千家北徒幽州」。〔12〕当这些残余势力不足以保障他们的利益时，他们便弃之而去，其至突破民族界线乞求少数民族地主政权的保护。如高翔对慕容魔就说，「自王公政错，士人失望，被负归公者动有万数」。〔13〕一般坞保主只是地头蛇，没有世家大族那种声势，所以当西晋势力一倒，西晋残余势力又鞭长莫及时，便纷纷投靠少数民族地主阶级了。当晋怀帝的队伍撤离河北。「河北诸堡壁大震，皆请降送任于（石）勒」。〔14〕东晋在徐充间势力削弱后，「徐充间垒多送任请降（于石勒）」。〔15〕西晋残余势力灭亡后，北方地区只剩下少数民族地主政权，汉族地主阶级就大量投奔少数民族地主政权。《晋书·慕容傀载记》日：「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过去王凌的势力范围），庾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被负归之」。《晋书·石勒载记上》记述张宾对石勒说：「自将军神祺所经，衣冠之士靡不变节，未有能以大义进退者」。一些中小地主或仕进困难的低级士族，则想乘此机会，为自己升官发财打开通路。被石勒称为「右侯」的张宾，「常谓昆弟日：「吾自言智算鉴识不后子房，但不遇高祖耳。」「及永嘉大乱，石勒为刘元海辅汉将军，与诸将下山东，宾谓所亲曰：「吾历观诸将多矣，独胡将军可与共成大事。乃提剑军门，大呼请见”。〔16〕又如苻坚的谋主王猛，桓温北伐时请他到东晋去做官，他考虑东晋门阀统治森严，自己出身贫寒，到东晋难以得到高官厚禄，拒绝了桓温的邀请，投奔了苻坚。

由于少数民族社会发展比较落后，汉族地主政权和少数民族地主政权之间在统治方式和剥削方式上还有矛盾，所以世家大族在投靠少数民族地主政权的时候就有所选择。哪一个少数民族统治者能更多地照顾他们的利益，就投靠哪一个。石勒要用幽州名士阳裕，他却宁愿向鲜卑段氏屈膝。十六国初期，鲜卑慕容氏建立的前燕对世家大族照顾较多，而且一开始就仿照魏晋的用人制度，实施九品中正制，因而投奔他的士族就比较多。世家大族投奔少数民族统治者，有两个条件。一是维护其既得利益，一是给以高官厚禄。《晋书·慕容庾载记附袭疑传》日：「时诸流寓之士见魔草创，并怀去就。疑首定名分，为群士启行」。草创者，无非是指还不具备一个国家的规模，还不能分官命职，做官无望，就怀去就之计了。定名分者，就是确定君臣关系，君臣关系一定，势必分官任职，做官有望，也就安下心来了。可是，当他们的愿望落空时，也会弃之而去，另投新主。《晋书·姚苌载记》日，「初，关西雄杰以荷氏既终，雄略名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长既与苻登相持积年，数为登所败，远近咸怀去就之计」。

汉族地主投奔少数民族统治者，并不是说他们之间就完全一致起来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他们还是留恋往日的尊荣，向往司马氏的统治。象出身范阳高门的卢谋，虽作石虎的高官，却常对儿子们说：「吾身没之后，但称晋司空从事中郎尔」。〔17〕高瞻在慕容魔的名下，也因“华夷之异，有怀介然”。〔18〕但是，面临依附农民的反抗及坞堡之间的倾轧，为确保自身的利益，汉族地主阶级对少数民族地主政权，是宁愿觍颜臣事的。

（三）

少数民族地主阶级建立政权后，为了统治人数众多、文化先进的汉族人民，大都采用「胡汉分治」的政策，企图通过挑唆和扩大民族矛盾，歧视汉族人民，巩固统治。这方面，尤以十六国前期匈奴建立的汉国和前赵、羯族建立的后赵、十六国后期鲜卑秃发部建立的南凉最明显。汉国设立左右司隶来统治被虏掠到亚阳一带的汉族人民，把他们叫做司隶部民，设立单于左右辅统率各少数民族人民。这一政策基本上为前、后赵所继承。南凉则「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19〕这势必激起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愚人系汉之心未专，而思晋之怀犹盛」，〔20〕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族人民的反抗情绪。十六国时期，被虏掠的汉族人民的逃亡斗争是史不绝书的。仅公元 316 年，就有二十多万户、约一百万被匈奴贵族虏掠到亚阳地区的汉族人民逃亡冀州，317 年，又有三万多汉族人民逃亡河东。汉族人民的武装起义，也比较多见。后赵有王脊、梁犊、马勋等领导的起义，前素有李焉等领导的起义，后秦有曹会和牛寿领导的流民起义等等。至于乞活军，直到西晋灭亡一百多年后，还能在北方找到他们斗争的足迹。

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人民，虽然稍优于汉族，但他们同样受到少数民族地主政权的压迫，反抗斗争也是连绵不绝。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保持着部落组织，因此有时斗争的规模比汉族还大。汉国刘聪统治后期，匈奴贵族内讧，被虏掠到平阳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乘机逃跑，「氏羌叛者十余万落」。〔21〕前赵刘曜统治时，因为屠杀巴氏族酋长徐库彭等五十余人，引起巴氏族反抗，「四山羌、氏、巴、羯应之者三十余万，关中大乱，城门昼闭」。〔22〕后赵石勒统治时，休屠王羌起兵反抗，「陇右大扰，氏羌悉叛」。〔23〕后秦姚泓统治时，并州、定阳、贰城等少数民族人民反抗，推匈奴人曹弘为大单于。这次起义失败后，仅被迁徙的各族「豪右」，就达一万五千余落，可见规模之大。

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政权后，一般都给予本族人民较高的社会地位，有的其至享有特权。但是，正如列宁在分析帝俄时代民族压迫的实质一样，「对『异族人』的压迫，是一根有两头的棍子。这根棍子一头打击『异族人』，另一头打击俄罗斯民族」（《民族平等》载《列宁全集》20卷）。首先，他们是本族地主阶级军队的骨干，在割据混战中，付出生命代价的是他们，真正得利的却是统治者。其次，他们同样受本族地主政权的奴役和剥削。刘聪晚年，匈奴贵族内讧，一次就坑杀士兵一万五千余人，「平阳街巷为之空」。〔24〕在平阳城内居住的主要是匈奴族人，难说是杀光了，起码是大量匈奴人逃跑了。前燕慕容在位时，「藏虚竭，军士无谛榆之赛”，「三军莫有斗志」，「兵士逮逃，乃相招为盗贼」。〔25〕前秦苻坚实行军事殖民时，「诸戎子弟离其父兄者，皆悲号哀恸，酸感行人」。〔26〕建立后燕的慕容垂与前秦残余势力相持时，「军人饥甚，多奔中山」。〔27〕氏族吕隆统治的后凉，「内外嚣然，人不自固」。〔28〕匈奴赫连勃勃统治下的大夏，「夷夏嚣然，人无生赖」。〔29〕乞伏暮未统治下的西秦，「政刑酷滥，内外崩离，部民多叛」。〔30〕一般来说，少数民族地主阶级的军队的核心，是其本族人民，那么上述情况当然包括他们。于是他们「嚣然」了，没有斗志了，逃亡了，崩离了。不仅如此，他们还「相招为盗贼」，造反了。前赵刘曜统治时期，爆发了匈奴屠各部路松多的起义，席卷新平和扶风。《晋书·北狄·奴传》说，在内迁奴各部中，「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种」。现在这个最豪贵的屠各部中有人发难了。后秦姚兴统治时，贰县地区的羌族爆发了起义。姚泓统治时，新支地区的羌族起义，打回了原来的居住地李国。起义被镇压不久，李地区的羌族又进行了起义。

十六国时期，除前秦曾短期统一北方外，将近一个半世纪中，北方一直处在分裂割据的状况下。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只有前燕维持了 85 年，一般都是 20、30 年左右就崩溃了，短的仅十来年时间。少数民族地主政权更迭如此频繁，割据区域又极不稳定，这就造成了以下的情况。首先，人口掠夺和强制性的迁移日复一日地进行，使生产一再受到破坏和摧残，社会经济极端残破，给各族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灾难。同时，也进一步打乱了各族的居住状况，部落组织也受到了破坏。封建史家在记述十六国中、后期的历史时，已难以区别民族了，尤其在中原地区，他们往往以「杂夷」来称呼各少数民族，或者是「戎夏」、「戎晋」并称，表明了各族人民的进一步交错杂居。因此，也更便于各族人民互相学习、更便于内迁各族人民接受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渐趋一致。其次当其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存在时，他们居于统治民族的地位，崩溃后，就跌落为被统治民族，或者在这个地区是统治民族，在另一地区则成了被统治民族。由此，少数民族人民的社会地位迅速和汉族人民接近。随着封建化进程的加速，他们的阶级地位也和汉族人民渐趋一致。

十六国时期，由于各族地主阶级的挑唆煽动和「胡、汉分治」，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大都以民族进行。但是，各族人民之间并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只是地主阶级的挑唆才使他们暂时对立。随着各族人民进一步交错杂居，经济生活的渐趋一致，特别是社会地位和阶级地位的渐趋一致，使他们具备了共同斗争的可能性。这个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一一公元 349 年梁犊领导的反对后赵统治的起义，就是一次各族人民的联合起义。后赵末年，汉族人杜洪起义，占领长安，当时「戎夏多归之」。〔31〕在后秦则爆发了武都氏屠飞和铁领导的方山起义，后来在汉中与曹会和牛寿领导的汉族流民汇合。不久，汉族人李弘起义，氏族人仇常率众响应。

上述情况说明，「胡、汉分治」也罢，给本族人民以某些特权也罢，都不能阻遏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也不能阻遏本族内部阶级矛盾的激化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各族人民由于经济生活，特别是阶级地位的渐趋一致，正在逐步突破统治阶级设置的各种界线，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的联合斗争逐渐萌发。

各族人民的斗争，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的联合斗争，具有如下作用：1、有力地限制了各族统治者凶狂的掠夺和屠杀，震撼了他们的统治，2、促使各族人民的融合。尽管民族融合在这个时候是痛苦、漫长的过程，但毕竟有了良好的开端，它必将冲击一切障碍，逐步向前发展。

（四）

十六国初期，由于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汉族地主阶级的势力保存下来了。河南、徐充、司、豫等地虽被少数民族征服，但基本上是汉族地主坞堡控制的地区。并、雍、秦凉、冀及关中，虽然早就是少数民族聚居的所在或他们统治的腹地，但坞堡势力也不能忽视。少数民族统治者既然没有力量消灭坞堡势力，就只好采取羁縻的办法。例如，《晋书·石勒载记上》曰：「元海命（石）勒与刘零、严黑等将率众三万魏那、顿丘诸壁，多陷之。假垒主将军、都尉，简强壮五万为军士，老弱安堵如故」。随着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日益激列。少数民族统治者有必要进一步集中统治阶级的力量，巩固统治。刘曜建立前赵，表面上他或太子以大单于名义统率各少数民族，但自「左右贤王已下，皆以胡、羯、鲜卑氏、羌豪杰为之」。〔32〕实质上是利用各少数民族地主阶级统治本民族。对汉族地主阶级也逐步由羁縻转向怀柔、拉拢和使用。石勒在西晋灭亡后，便在军队中设立「君子营」，安插晋室官吏和被俘的世家大族。建立政权后，本族人虽可胡作非为，但「不得侮易衣冠华族」。他「法令甚严，讳胡尤峻」，却又规定这一条只防「俗士」，〔33〕对世家大族并不适用。一些汉族人上开始得到重用。张宾被他尊称为「右侯」，大世族石璞，与他同姓、同乡，居然被认为「宗室，特加优宠。位至司」。〔34〕

汉族地主阶级鉴于坞壁内部的阶级斗争和坞壁之间的冲突，迫切需要寻找强有力的军事集团的保护。少数民族地主政权鉴于各族人民的反抗、本族内部阶级斗争的发展、内迁各民族和汉族人民联合斗争的萌发，迫切需要寻找一个得力的帮凶，在统治人民这个根本点上，少数民族地主阶级和汉族地主阶级逐步趋向联合了。

按照历史的永恒规律，「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各少数民族在内迁前后，象匈奴、氏、羌、乌丸、羯等族，受汉族的影响就非常深。匈奴族人民在魏晋之际，农业生产就已相当熟练，以致太原地区的地主竞相招诱他们为细客，其贵族则产心于汉文化。居住在关陇一带的氏族，因与「中国错居故」，可以「……姓如中国之姓矣……多知中国语」。〔35〕就是内迁最晚、居住在边缘地区的鲜卑族，由于汉族人民的不断流入，学会了制造兵器，并还「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36〕居住在辽东的鲜卑慕容部更是「渐慕诸夏之风」，在西晋时，「法制同于上国」。〔37〕（上国，即指西晋）少数民族统治者在建立政权后，虽然驱掠汉族人民到其统治的腹地，但汉族人民毕竟驱掠不尽，于是又采用传纺的郡县制和田租户调制进行统治和剥削。为了巩固统治，少数民族地主阶级就更有必要吸收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因而，从刘曜起，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政权后，大都建立「太学」或「小学」，培档统治人才。前秦的苻坚对设置学校尤为重视，甚至后宫也设置学校，自诩在振兴儒学方面要和刘彻、刘秀比美。后秦姚兴时，学校的规模很大，生徒达一万数千人。太学和小学的生徒，包括大量少数民族地主阶级子弟。这种措施必然有力地推动少数民族向封建社会过渡，促使他们在生产方式上日益向汉族靠拢。如前燕「王公贵族多占民为萌户，国之户口少于私家」〔38〕少数民族地主阶级和汉族地主阶级在生产方式上的矛盾也日益缩小。

汉族地主阶级富于封建统治的经验。少数民族向封建社会过渡得愈快，其地主阶级对汉族地主、尤其是世家大族的依赖性就愈大，对汉族地主阶级的让步就越多，以致逐步承认和恢复汉族地主、尤其是世家大族的各种特权。石勒先令张宾「清定五品」，后来干脆恢复了九品中正制。十六国时期，可以确定恢复九品中正制的少数民族地主政权有后赵、前燕、前秦、南燕、后凉、北凉等。其余少数民族地主政权是否恢复已难查找。但大量起用世家大族，文职高官大都由世家大族担任，则是确定无疑的。如后秦姚除大量吸收世家大族外，「间阁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显异之」。〔39〕就是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地主政权也是如此。秃发乌孤建立的南凉「以杨轨为宾客。金石生、时连珍，四夷之豪隽，阴训、郭，西州之德望;杨统、杨贞、卫殷、魏丞明、郭黄、郭奋、史、鹿嵩，文武之秀杰，梁昶、韩匹、张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树、薛翘、赵振、王忠、赵晁、苏霸，秦雍之世门，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官方授才，威得其所」。〔40〕这一张名单中，绝大部分是汉族世家大族。由此可以想见，世家大放在少数民族地主政权中的地位。

在匈奴贵族的汉国和前赵政权中，世家大族是没有地位的。石勒的后赵虽说改变了政策，但世家大族的地位亦不高。以后就大不相同了。如果说石勒恢复九品中正制意味着少数民族地主和汉族地主开始联合，那么经过前秦的发展，到测水之战后，北方，尤其是中原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地主政权，就其实质而言，已不是单纯的某一少数民族地主的政权，而是某一少数民族地主和汉族地主的联合政权了。各少数民族地主政权的争夺，实质上是各少数民族地主和汉族地主结成的地主集团之间的争夺。苻坚在肥水之战后尚能坚持一段时间，关键在于得到了关中地主集团的支持，「关中堡壁三千余所，推平远将军冯翊赵敖为统主，相率结盟，遣兵粮助坚」。在长安十分危急的时候，「冯翊诸堡壁犹有负粮冒难而至者」。〔41〕慕容垂摆脱苻坚独立后，看中了「燕赵之士乐为燕臣」这一点，才确定了进军方略。姚花独立后，势力极单薄，「西州豪族尹详、赵曜、王钦卢、牛双、狄广、张乾等率五万余家，咸推长为盟主」，〔42〕势力为之一振。

这里，居然出现了「结盟」、「盟主」之类的词汇。慕容垂给苻坚的表也说：「丁零更夏以臣忠而见疑，乃推臣为盟主」。〔43〕这种词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少数民族地主阶级和汉族地主阶级之间已不是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而是互相联合的关系了。如果说，关中坞壁结盟支持苻坚的这种关系还不甚明朗，那么，推姚荏、慕容垂为「盟主」，这种关系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他们是「盟」的关系，所以，当姚苌和苻登相持积年，势力难以伸展时，那些推姚苌为盟主的世家大族，就「成怀去就之计」，而姚苌对此却莫可奈何。正因为如此，汉族地主、尤其是世家大族的去留，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政权便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少数民族统治者开始广泛招纳世家大族了。《晋书·姚兴载记下》记载：姚兴「如二原，顾谓群臣日:古人有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三秦饶隽异，汝颖多奇士。吾应天明命，跨据中原，自流沙已东，淮汉已北，未尝不倾已招求，冀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悬鱼。至于智效一官，行著一善，吾历级而进之，不使有后门之叹。卿等宜明扬仄陋。助吾举之」。当然，他们之间还有矛盾。少数民族中保守地主对此也极为不满。例如，苻坚重用王猛，樊世就当众羞辱王猛说：「吾辈与先帝共兴事业，而不预时权，君无汗马之劳，何敢专管大任？是为我耕稼而君食之平」。〔44〕樊氏是氏族名豪，有大功于氏，他的发难，正代表了氏族地主阶级中保守势力的意志。但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苻坚还是杀了樊世，并一再当众鞭答和辱骂阻挠这种联合的氏族地主阶级。又如，南凉秃发武台在面临乞伏炽警围城时，害怕「晋人有二心」，〔45〕把世家大族全关了起来。尽管如此，但总的趋势，是汉族地主和少数民族地主的联合日益紧密。汉族地主阶级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在某个时候、在若干地区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前燕慕容串统治时，「百姓多有隐附」，〔46〕在一次极不彻底的括户中，就搜括出荫户二十余万。前秦苻坚统治时，「豪右纵横」。〔47〕后燕户口隐匿的增多，迫使慕容垂在遗令中提出要「校阅户口」。〔48〕南燕的情况更严重，「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依托城社，不惧熏烧，公避课役。擅为奸究」。〔49〕 这种情况促使了各族人民联合斗争的发展。北魏初年盖吴领导的各族人民的联合起义，就是这种趋势的必然结果。

（五）

民族，是历史的产物。各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地域的不同，其经济、语言、文化、生活习惯及心理状态亦有所不同。当各民族突破固定的地域，交错杂居在一起时，出现矛盾是自然的，但这种矛盾并非是对抗性的。西晋末年，并、雍、秦、凉一带民族矛盾的激化。完全是魏晋以来汉族地主阶级对内迁各少数民族残酷的掠夺和奴役造成的。内迁各少数民族反抗西晋王朝的统治，是正当的、正义的、进步的。在反抗斗争中，少数民族统治者算夺了领导权，把人民的斗争变成他们建立自己统治政权的工具，扭转了斗争的方向，残酷地掠夺和展杀兄弟民族。各民族地主阶级是民族矛盾激化的罪魁祸首，正是他们无限的贪欲，才使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汉族人民和地主阶级暂时联合起来抗击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掠夺和屠杀。但是，这种联合决非根本利益的一致，阶级矛盾和各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并没有消失或减少，在地主阶级处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决不可能消失或减少。汉族地主阶级是否参与斗争，他们在斗争中的态度，完全随其阶级的或集团的利益而转移，民族的利益随时都可以被他们撒置一旁。西晋王朝和西晋残余势力灭亡后，保护他们利益的政权和军事集团不再存在，面临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他们便纷纷投靠少数民族地主阶级，乞求保护。尽管在投靠时有所选择，但这种选择无非是为了更好地确保其利益罢了。

人民的反抗斗争是为了反抗其他民族统治者的掠夺、屠杀及其暴虐统治，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获得安定的生产环境。“胡、汉分治”也罢，给统治民族人民若干特权也罢，既阻遏不了汉族和各被压迫民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也阻遏不了统治民族内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由千统治阶级挑唆、偏动和扩大民族矛盾，各民族人民之间，特别是汉族和内迁各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矛盾和隔阂还比较大，因此，这一时期的人民斗争，大都分开进行，内迁名少数民族人民的联合斗争比较多见。但是，随着内迁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经济生活、尤其是阶级地位和汉族人民日趋一致，共同的阶级利益终于促使他们逐步冲破统治阶级设置的重重障碍，汉族和内迁各少数民族人民的联合斗争逐渐萌发。

少数民族地主阶级在建立政权以后，大都利用本族人民的力量统治各个被统治民族的人民。但是，本族人民在阶级压迫下，正在转化、而且必然转化成他们的对立面。为了统治各族人民，尤其是统治文化先进，人数众多的汉族人民，少数民族地主阶级迫切需要寻求得力的帮凶。汉族地主阶级无疑是其合适的对象。一个愿投，一个愿拉，双方在统治人民这个根本点上开始勾结起来。随着少数民族封建化的加深，少数民族统治者和汉族地主阶级在统治方式和剥削方式上的矛盾日益缩小。少数民族统治者日益依赖于富有封建统治经验的汉族地主阶级，汉族地主的去留，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政权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就促使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汉族地主作出更大的让步，逐步承认和恢复他们过去的特权。十六国后期，中原地区少数民族的政权，已不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单独的政权，实质上已是某一少数民族统治者和汉族世家大族的联合政权了。因此，汉族地主阶级的势力在某个时候、某些地区得到了近一步的发展。各族人民的斗争开始面临新的形势，它必然使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联合斗争进一步发展，促进民族融合。

总之，十六国时期，正是由于阶级的利益和阶级的需要，才造成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各少数民族之间、各民族统治阶级之间和各民族人民之间在民族斗争过程中的分裂、联合、暂时合作、互相勾结和敌对斗争这样错综复杂的局面。这就有力地说明，民族斗争的实质就是阶级斗争。